“有”就可以視為天下萬物借以產(chǎn)生、存在、發(fā)展和消亡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無”就成了“有”借以存在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

　　老子哲學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歷史觀。特別是治國論猶如一片原始森林。

　　“道”是老子及道家哲學的最高范疇，道論是老子思想體系的基礎、核心和邏輯起點。在這種情況下，對道的規(guī)定性和實質(zhì)的把握，就必然成為正確理解老子及道家思想的關鍵性環(huán)節(jié)。經(jīng)過長期的初步的研究，筆者對老子“道”的規(guī)定性作了這樣的概括：“道”是既超越又內(nèi)在于天地萬物及社會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體和價值本體，它的實質(zhì)是天地萬物最本質(zhì)的共相，集中表現(xiàn)為矛盾法則或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對立面的協(xié)調(diào)、和諧或轉化是其落腳點，自然無為是道的根本特性，真善美的統(tǒng)一是道在價值觀上的集中體現(xiàn)。

　　(一)老子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創(chuàng)始人

　　對于哲學思想體系來說，本體論的建構是重要的，因為它是全部問題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那么，在中國哲學史上，是誰開創(chuàng)了本體論的先河呢?是老子。但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國內(nèi)外哲學界普遍認為本體論起源于古希臘哲學，興盛于歐洲，而中國哲學從來就沒有本體論。是湯用彤先生率先提出，中國哲學至魏晉方將兩漢以生成論與構成論為主流的宇宙論轉到本體論方向，這就是王弼提出的“以無為本”的本體論。后來有些學者認為，既然王弼的“以無為本”是在注釋《老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四十章)時提出的，那么老子就應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創(chuàng)始人。但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歷來被認為是宇宙生成論的命題，而要把它說成是本體論的命題就必須作出有說服力的論證(王弼當年沒有作出論證，后來也似乎未見論證者)。對于這個命題，筆者覺得似乎可以作這樣的論證：既然“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可以視為宇宙生成論的命題，那么就等于說天下萬物是由“有”生的，而“有”是由“無”所生的。其實，這是一個假命題，因為世界上有的只是千差萬別的具體事物，“有”只是對這些具體事物的抽象，因而“有”并非現(xiàn)實的存在，它何以能生萬物呢?再說，“有生于無”也只能是在“有無相生”的意義上來理解，否則就只能是有違常識的“無中生有”了，而“有無相生”的本質(zhì)涵義是對立面的相互依存而并非有與無的相互產(chǎn)生。由此可以證明“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作為宇宙生成論的命題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邏輯判斷與事實判斷不同，如果說沒有“無”就沒有“有”，沒有“有”就沒有天下萬物，雖然與事實不符，但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這樣一來，“有”就可以視為天下萬物借以產(chǎn)生、存在、發(fā)展和消亡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無”就成了“有”借以存在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從而歸根結底成了天下萬物借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變化的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而所謂形而上的根本依據(jù)也就是本體。這樣一來，“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與其說是一個宇宙生成論的命題，不如說是一個本體論的命題了。

　　說老子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創(chuàng)始者，還有兩個更為重要的理由：一是先秦其他學派如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倫理及政治問題，他們的論著雖富有實踐理性精神，但明顯欠缺于形上學的思考，因而沒有也不可能創(chuàng)立玄妙的本體論;二是《老子》中還有一些關于道本體的更為直接的論述，比如第四章的“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三十四章的“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三十九章的“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等，五十二章的“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等。這些都充分說明老子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創(chuàng)始人。由此亦證明，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創(chuàng)立并不晚于古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