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朗誦自己的詩作《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胡適推行白話文以來，最出名的三位中國詩人大概非徐志摩、海子和顧城莫屬了。三位詩人都未得到“善終”，第一位死于意外，后兩位先后以決絕而暴烈的方式進行了自我毀滅。除了海子與顧城，在國內詩人群體中，自殺并不少見（只是公眾的關注度不如這兩位高）；放眼世界，馬雅可夫斯基（前蘇聯(lián)詩人）、茨維塔耶娃（“白銀時代”杰出的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自白派”美國女詩人）、保羅·策蘭（“里爾克之后最偉大的德語詩人”）等，詩人們紛紛拉下生之簾幕，自沉于無盡的黑水，仿若“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荷爾德林傳》）。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他們的死可以作為詩人精神結構的一部分得到闡釋，甚至作為個人詩歌倫理的終極實踐而被理解（這也是詩人“美如神”之處）：死的引力場吸入詩人，死成為了詩性的巔峰。從心理學角度講，必須承認有些詩人確實有重性心理障礙的高度可能性，但并非自殺的詩人都是“心理障礙”患者。其中的界限需要我們臨床心理工作者小心地摸索，而使用心理分析解剖自殺詩人的精神結構的基本問題是：詩人為何自殺？

　　任性的孩子：顧城的精神分析

　　1993年10月8日，顧城揮斧砍死了妻子謝燁，隨后自縊。這起事件不僅在詩壇引起軒然大波，更是在全國范圍內引發(fā)了強烈震動——八十年代的國民偶像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人人都討論著顧城殺妻自盡的原因，有人罵他自私冷酷，有人以他的純潔慈愛開脫。這都是對的，善與惡、黑與白、美與丑、對與錯、愛與恨的種種分裂情感與認知，在顧城心中如磁的同極般互斥，沒有中間地帶（雖然他以中國古典哲學的方式試圖調和）。對于顧城而言，這便是其精神內核的重要品質：“一個任性的孩子”。

　　上圖為激流島上顧城的故居

　　在日常生活上，顧城極度依賴妻子謝燁，之后在激流島時又與李英極為親密（在顧城看來，他擁有了自己的“女兒國”）。用Mahler的理論闡釋，這時的顧城—謝燁—李英是近似的“共生體”關系，而這一現(xiàn)象在2-3歲的嬰幼兒身上出現(xiàn)，Mahler稱為“融合與共生階段”。一般兒童都會順利度過該階段而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顧城卻似乎仍滯留于此地。

　　“烏托邦”在顧城的精神性中位居核心。顧城的“烏托邦”追求很復雜，既有現(xiàn)實所迫之因，也有內部生發(fā)之由。后者是理想化的初級防御機制，在顧城身上還顯示出對烏托邦完全控制的“全能感”。這些都是孩子慣用的心理招數(shù)。例如，經(jīng)歷過文革創(chuàng)傷，他生活的烏托邦“是大自然、是大海藍天、是白云、是露珠”（楊煉語）；看不慣周圍曹雪芹筆下的污濁的男人，他情感的烏托邦是“清純的、林黛玉式的水做的世界”（楊煉語）。因此，他去了新西蘭，為了實現(xiàn)烏托邦，可惜的是，烏托邦一旦實現(xiàn)便不復存在。

　　死亡的結局對顧城來說可謂必然。當時李英已離開，而謝燁有了新歡（據(jù)顧城遺書考證），激流島的生活重新陷入貧乏——他一手締造的兩個烏托邦瀕臨幻滅——這也意味著顧城的“全能感”正前所未有地分崩離析。自戀性暴怒（因損傷了夸大的全能感而產(chǎn)生的劇烈怒火）導致他將毀滅之火投向妻子。手起斧落，任性的孩子付出了代價。任性的孩子“生如蟻而美如神”，繼而墜如鬼。

　　詩人都是自殺的瘋子？

　　公眾的普遍認知里，很多詩人（包括作家和藝術家）常有心理障礙，他們也很容易自殺，顧城和海子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事實確實如此嗎？我們先用一些科學研究來說明問題。

　　首先，創(chuàng)造力確實與特定心理障礙有某種程度上的相關。SimonKyaga等學者在瑞典全國范圍內調研了30萬患有精神分裂癥和情感障礙的患者，研究創(chuàng)造力與兩種重性心理障礙之間的關系。結果發(fā)現(xiàn)，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雙相情感障礙或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一級親屬從事高創(chuàng)造力的工作（主要指科研和藝術工作）的比例更高；精神分裂癥患者本身更容易從事藝術工作。抑郁障礙患者及其一級親屬在這方面并未表現(xiàn)出與常人的差異。需要注意一點，“比例更高”并不意味著科學家和藝術家都必須有心理障礙。

　　體力勞動者更容易自殺

　　其次，說詩人或藝術家容易自殺是沒有根據(jù)的。墨爾本大學的AllisonMilner等學者在2013年對發(fā)表的44篇關于自殺率和職業(yè)關系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按照國際標準職業(yè)分類（ISCO），自殺率最高的是體力勞動者、清潔人員和其他基本職業(yè)人員（ISCO分類9），次高的是機器操作員和船員（ISCO分類8），再次是建筑工人（ISCO分類6）及服務人員（例如警察，ISCO分類7），而自殺率最低的則是管理人員（ISCO分類1）和文職人員（ISCO分類2）。詩人、藝術家、科學家所隸屬的ISCO分類2（專業(yè)人員，professionals）則介于這幾種當中，屬于中間水平。

　　對詩人的刻板印象

　　既然如此，為何詩人自殺會引起軒然大波？我們需要引入“刻板印象”（stereotype，帶著有色眼鏡看待某一特定類型的人/事物）的概念——比如我們認為上海人精明、東北人仗義，出租車司機都愛侃大山、詩人都有心理問題。這里所有的推論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認知謬誤。

　　刻板印象：美國人眼中的美國

　　諸多社會心理學實驗已經(jīng)證明，產(chǎn)生刻板印象的一大原因是人往往會高估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事件的發(fā)生概率，而大眾媒體的報道更是推波助瀾?；氐筋櫝?，他那時的身份近乎“國民偶像”，發(fā)生了惡性事件經(jīng)過媒體的報道之后變得路人皆知——在很多人心中，他們可能根本不認識幾個詩人，所以顧城之死就大大影響了他們對整個詩人群體的認知，刻板印象就形成了?？贪逵∠筮€具有暗示作用——當詩人群體無意識中接受了來自公眾的刻板印象，詩人確實可能因此增加自殺的可能性，這是著名的“自我證實預言”。

　　詩人確實也有與眾不同之處，他們的感受性很高、極為敏銳、擁有很多激烈的情緒與深刻的情感，大部分詩人很勇敢地追求著美、智慧和精神性。這些品質可能也決定著他們與現(xiàn)實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分離，影響他們的正常社會功能。

　　但是問題是，我們就可以因此而診斷他們?yōu)樾睦懋惓Ａ?？反過來，如果一位詩人真的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前一個詰問難道真的可以被當作其永不接受診斷、治療的擋箭牌？第一個問題指向異常心理診斷體系，正常與異常的界限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指向心理異常人群，診斷和治療的價值為幾何？

　　這些重要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中來討論。